2011年至今，我國生育政策已從“雙獨二孩”發展到“全面三孩”。歷經10年嬗變，“讓不讓生”已不再是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養”。

回顧政策歷程，10年間，從2011年的“雙獨二孩”，到2013年的“單獨二孩”，再到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開“三孩”，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決心。事實上，生育背后還有諸多復雜的社會因素相互牽扯，“說生就生”并不容易。

精選國內外新刊發的人口研究，將后人口轉型時期人們的生育決策及行為置于“顯微鏡”下，以人為本，探究細節。

新研究發現，上網越久人們越不想生孩子。那么，互聯網究竟是怎樣影響人們的生育意愿的?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51億，網民人均每周上網時長為29.5個小時，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6%。

近期，有研究指出，不斷擴展的互聯網應用可能帶來生育水平下降的問題，這為理解我國低生育率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

今年5月，北大核心期刊《人口研究》同期刊發了兩篇有關互聯網與生育意愿關系的研究文章，題目分別為《互聯網使用會影響居民生育意愿嗎?》、《上網為什么會影響個人生育意愿?》。前文作者為邱磊菊、馮宜強、史宇鵬、孫寶文，來自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信息學院、經濟學院。后文作者為陳衛民、萬佳樂、李超偉，來自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南京農業大學金融學院。

這兩份研究都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上網會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如，《互聯網使用會影響居民生育意愿嗎?》一文分析表明：上網時間每增加1%，個體的生育意愿降低1.69%。

那么，上網究竟是如何在潛移默化之中影響居民生育意愿的?

增加生育焦慮;改變生育觀念;刺激消費，擠壓生育養育預算;網絡社交和娛樂部分替代生兒育女的效用滿足……這些影響機制被一一揭示。

上網的人比不上網的人生育意愿降低約10.5%

《互聯網使用會影響居民生育意愿嗎?》一文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以及相匹配的城市統計數據，實證分析了互聯網使用對居民生育意愿的影響。

該文使用的微觀個體數據為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公布的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根據女性生育年齡的合理性，研究剔除了小于20歲與大于45歲的女性樣本，由于男性的生育年齡可以延續至更大歲數，研究保留全部男性樣本，成人問卷數據匹配家庭與少兒問卷后得到樣本量為10342個。

該研究使用“生育意愿”和“實際生育行為”兩個指標刻畫被解釋變量，該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量是“個體互聯網使用情況”，同時，研究納入了一系列個體特征、家庭特征作為控制變量。研究使用Poisson回歸模型進行估計。

研究顯示，控制了影響生育意愿的其他因素和內生性問題后，分析結果表明，使用互聯網的居民比不使用者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約10.5%。

同時，考慮到個體之間存在差異，該研究將互聯網使用與一系列虛擬變量(學歷、收入、經濟水平等)的交互項放入回歸，研究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居住在經濟發達城市、低學歷、低收入的互聯網使用者生育意愿降幅更加明顯。

對此，研究者分析道，造成以上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經濟發達城市的互聯網使用人群更容易接受新興觀念沖擊，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因自身認知水平限制更有可能受到互聯網上非主流文化的影響并改變自己的生育觀念。

此外，研究還利用2015年10月出臺的全面兩孩政策這個外生沖擊構成的準自然實驗來檢驗互聯網使用對生育意愿的影響。研究將2014年與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匹配成面板數據，將2014年視為“政策實施之前”，2018年視為“政策實施之后”。其中，2014年使用互聯網的個體為實驗組，不使用互聯網的個體為控制組，利用雙重差分方法(DID)對因變量生育意愿進行估計。

結果顯示，全面兩孩政策顯著提高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但使用互聯網的個體比不使用互聯網的個體受全面兩孩政策的影響較小，即互聯網使用削弱了全面兩孩政策對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

研究進一步探究了互聯網使用與實際生育行為之間的關系，研究匹配2016年與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的樣本構建面板數據，使用2016年“個體互聯網使用情況”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生育行為”進行回歸。

結果表明，給定其他變量的情況下，使用互聯網的個體生孩子的概率比不使用互聯網的個體低4.3%;在使用互聯網的群體中，每周上網時間每增加1%，生孩子的概率降低1.7%。

“恐育”信息影響生育

互聯網中較為常見的“生育焦慮”信息引發了研究者的關注。

《互聯網使用會影響居民生育意愿嗎?》一文用“搜索指標”來代理互聯網上相關信息的傳播熱度，通過爬蟲技術獲取了相應年份城市層面關于“丁克”“墮胎”“避孕”“人工流產”4個關鍵詞的百度搜索指數。

考慮到不同城市網民規模的不同，研究將獲取的搜索指數除以城市互聯網用戶數以校正搜索指標，并分別用互聯網使用對這4個搜索指數進行回歸，再用各搜索指數對生育意愿進行回歸。

回歸結果顯示，互聯網使用對4個搜索指數具有正向作用，可見個體的互聯網使用促進了他們對丁克、墮胎、避孕和人工流產等生育負面話題的關注。各搜索指數對生育意愿都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說明互聯網使用者會受到互聯網上負面信息的影響而降低生育意愿。

《上網為什么會影響個人生育意愿?》一文則將互聯網與各類傳統媒體進行了橫向對比，以考察互聯網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是否具有特殊性。

該文數據來自2017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17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7)數據庫，該調查開始于2003年，樣本覆蓋了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樣本量大，涉及內容多，是公認的權威數據庫。該文結合研究需求，最終保留7226個樣本。

研究選擇報紙、雜志、電視、手機定制消息4種傳統媒介與互聯網進行比較，回歸結果顯示，使用報紙、雜志、電視、手機定制消息4種傳統媒介對個人生育意 愿的影響都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只有上網的影響是顯著為負的;即使把各種媒介都放在一起觀察，也只有上網的影響顯著。

究其原因，作者分析道，上網在信息功能方面與傳統媒介有根本的區別，那就是互聯網具有開放性和相對較弱的約束性，匿名發布的信息較多，并常常帶有較強的個人情緒，各類觀點魚龍混雜，不乏前衛和時尚。互聯網上的觀點和信息常常傳播快、流行廣，對上網者產生不自覺的影響。這些特點使互聯網傳播能放大負面信息的影響力，比如在生育問題上，強化生育的成本和負擔意識，進而對個人生育意愿產生消極影響。

該文作者提出，要加強對互聯網信息的合理監管，包括降低網絡上充斥的生育焦慮信息對個人生育意愿的影響，多提供科學、權威的生育知識和相關信息，引導公民樹立積極正確的生育觀念;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構建新型婚育文化，尊重生育的社會價值，完善和落實各項生育支持政策，營造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從根本上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

消費誘惑擠壓生育

兩項研究還構建起了“網絡消費”與“生育”的關系。

《上網為什么會影響個人生育意愿?》一文中，作者提出了“消費替代機制”的假設，以探究上網對個人生育意愿的影響。

對于“消費替代機制”，該文從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定性方面，研究用受訪者對CGSS2017問卷中“關于網上購物，您是否同意互聯網可以隨時隨地購物，購物更加瘋狂”的回答情況來反映其網絡購物消費習慣;定量方面，用CGSS2017問卷中的“文化休閑娛樂支出(含旅游)占個人收入的比例”來反映消費狀況。

分析結果顯示，用上述兩個指標衡量，上網都產生了激發個人消費欲望、增加消費的作用。作者分析道，消費帶來的滿足一方面直接替代孩子的效用;另一方面加劇經濟預算緊張，擠壓可用于生育的資源，進而降低個人生育意愿。“消費替代機制”得到了驗證。

該研究還進一步對比了不同目的的上網行為對個人生育意愿的影響。

由于該文CGSS2017數據中缺乏上網目的的指標，因此這一部分研究改用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8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數據進行實證檢驗。CFPS2018數據中將上網目的分為 5 種：學習、工作、社交、娛樂、商業活動(使用網銀、網上購物等)。

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目的的上網行為對個人生育意愿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為學習、工作、社交目的上網對個人生育意愿沒有顯著影響，而為娛樂、商業活動目的上網則對個人生育意愿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具有負向影響。

對此，作者分析道，互聯網娛樂具體內容很多，上網沖浪是主要形式之一。人們在上網沖浪中接受五花八門的信息，觀念和行為不自覺地受到影響，生育觀念的改變也在其中。購物、支付類上網行為標示著消費活動。互聯網在方便購物的同時，也刺激消費欲望，增加消費支出，擠壓生育預算，從而降低個人生育意愿。

對于“消費替代機制”，《互聯網使用會影響居民生育意愿嗎?》一文給出了類似結論，并更具體地提出了“效用替代機制”。

該文分析結果表明，業余生活上網時間越長，生育意愿就越低。上網時間每增加1%，個體的生育意愿降低1.69%;同時，上網社交與娛樂對生育意愿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

對此，作者提出，互聯網通過提供低成本的網上社交和娛樂活動，部分替代了生兒育女所帶來的效用滿足，進而對居民生育意愿造成影響，此即“效用替代機制”。

基于研究結果，作者寫道，我們認為政府應加強對居民的引導，使之不將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過多寄托于互聯網、沉迷于虛擬世界的娛樂與社交，而將更多業余時間用于陪伴家人。

傳統生育觀念被削弱

網絡是如何影響“傳統生育觀念”的?兩篇論文均對此進行了研究分析。

《互聯網使用會影響居民生育意愿嗎?》一文作者提出，如果互聯網使用者經常接觸一些“前衛信息”，可能會削弱他們的傳統生育觀念，進而降低生育意愿。

為驗證此種機制，研究運用CFPS2018問卷中的兩個問題“你認為傳宗接代的重要程度”和“希望要幾個男孩”來構建兩個被解釋變量“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以反映傳統的生育觀念，并分別用“互聯網使用”對其進行回歸，檢驗互聯網使用是否影響傳統生育觀念。

結果顯示，互聯網使用者的“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的觀念更加薄弱，降低了其生育意愿。

《上網為什么會影響個人生育意愿?》則用受訪者對CGSS2017問卷中“為了傳宗接代，至少要生一個兒子”觀點的認可程度來衡量“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觀念，對CGSS2017問卷中“您是否同意家庭的幸福應該優先于個人的利益的說法”的認可程度來衡量“重視個人價值”的現代生育觀念。

分析結果顯示與上篇文章類似：上網顯著削弱了個人“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上網也顯著降低了個人對“家庭的幸福應該優先于個人的利益”的認可程度。

研究者寫道，上網頻率越高，個人越不認可為了傳宗接代而多生育孩子的觀點。 互聯網沖擊了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文化，降低了個人生育意愿。上網讓個人更多關注自身發展和需求，將更多的時間與資源用于滿足自身而非家庭的效用，更多基于自身幸福和內心感受來考慮生育，進而降低個人生育意愿。由此可見，促進生育觀念的改變是上網影響個人生育意愿的作用機制之一。

近年來，我國大力實施“寬帶中國”戰略，加快落實提速降費等政策，有力地促進了信息技術發展和互聯網普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51億，網民人均每周上網時長為29.5個小時，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6%。

《上網為什么會影響個人生育意愿?》一文作者提出，互聯網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提高了信息搜尋效率，正在悄然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包括對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對此需要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