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東莞教育局發布消息稱，為了保障公辦中小學校2020年的教職員需求，面向全國公開招聘公辦學校事業編制教職員崗位414個。就在兩天前，杭州市西湖區、拱墅區同樣舉辦了專場招聘會，分別招聘教師198人、343人。

這些地區的教師招聘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除了招聘密集、數量多之外，更關鍵的是，開出的待遇都相當優厚。以東莞為例，中學教師招聘中，優秀的應屆畢業生最高就可以拿到30萬元左右的稅前年薪，在職骨干教師稅前最高可以拿到50萬元。另外像福州，還給部分博士研究生30萬元左右的人才配套補貼。

可見，在招攬教師英才上，這些一二線城市開出的籌碼，比搶人大戰人才引進時還要優厚很多。自然也吸引了很多優質的人才前往。

最典型的是深圳，不久前龍華區的中小學教師招聘中，3.5萬人報考，最終僅有491人入圍體檢，難度比肩國考。而入圍者中，清華北大的畢業生多達76人，還有23人是博士。可以說在人才吸引力上，中小學教師崗位，絲毫不比BAT等互聯網巨頭小。

對一二線城市來說，開出優厚的待遇，面向全國招攬教育領域的英才，是為搶人大戰做戰略配套的必然要求。

因為在過去的一兩年中，它們靠著強大的經濟實力、較低的落戶門檻、可觀的人才補貼，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包括深圳、杭州等地在內，去年常住人口增長超過20萬人的城市，就達到9個。對它們來說，一旦這些外來人口轉變為本地市民，驟然增加的公共服務需求，必然會導致教育資源緊張，優質教師短缺，學位供給缺口加大。

以高薪招聘教師的深圳為例，很多人都被它的開放和活力所吸引，不過可能很多非深圳人不知道的是，近些年來，深圳公立中學的錄取率一直都沒超過50%，今年只有45%左右。也就是說，半數以上的深圳初中生上不了公立高中，他們只能讀民辦或職高，或者出國。

深圳的例子當然有其特殊性。教育資源緊張，跟這座城市的歷史較短有關，但人口流入的影響依然很大。

同樣可以參照的是西安，喜提百萬戶籍人口，不過隨之而來的學位缺口，導致小升初、初升高難度加大，本地媒體上相關的爭論也在不斷增加。正因如此，西安不久前出臺了基礎教育領域的三年行動計劃，決定大量興建中小學，緩解升學難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小學生數量的增長，向來被視作更為準確的人口增長計算方式，因為它都是數人頭數出來的，常住人口則來源于抽樣調查。

像廣州和深圳，去年常住人口的增長率分別是2.8%和4%，不過去年兩地小學生數量的增長率都超過了5%，遠遠高于常住人口的增幅。一二線城市集中招聘中小學教師，說明人口流入帶來的公共負擔壓力真實存在，這種壓力必須及時釋放。

另外，無論是對本地老市民還是新市民，資源緊張必然會抬升教育成本。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家長們會不惜任何代價，爭取拿到公立中小學的學位，讓孩子享受到最優秀教師的教學。

動輒幾百上千萬元的學位房，正是在此背景下催生的。比如前兩天，有深圳本地媒體報道，福田區紅荔村一位業主上的一套學位房，當天就以760萬元全款的價格被買走。

而且中小學教育不同于高等教育，大學本身還是屬于偏精英教育，跨城跨省很常見，但中小學的“剛需”色彩很強烈，基礎教育幾乎是必不可少的配套，這也正是各地的招聘集中在中小學教育系統的原因所在。

所以在搶人大戰之后，爭搶優秀教師，以此來填補教育資源的缺口，提升公共福利水準，是落實搶人成果的必要舉動。反過來看，基礎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樣能夠幫助各城市爭搶那些對下一代受教育水平很敏感的優質中產們落戶。

在當下來看，零門檻落戶范圍不斷擴大，未來除了少數幾個特大城市之外，各大城市最終都會向流動人口敞開懷抱。在此前提下，如果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存在短板，吸引來的人才最后很容易輕易流失，導致竹籃打水一場空。

另一方面，從產業轉型的角度看，一二線城市同樣需要優質的教師隊伍，完善整個城市的教育水平，做大科教資源，以此來提升產業科技含量。

尤其是像東莞，向來以“世界工廠”著稱，盡管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受到極大沖擊的東莞開始換擋升級，培育了眾多優質的品牌企業，比如手機品牌OPPO、VIVO，另外前不久還從深圳手里搶走了華為的研發團隊，不過總體上，其產業仍然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產業工人占比很大。

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偏中低端的產業都將面臨著被淘汰的壓力，所以最近幾年來，一些工業大城如重慶、蘇州等，都出現了減速的趨勢。

對它們而言，要想實現產業升級，通過高新技術行業占領價值鏈中高端，必須充實自身的科教資源，一方面是借此吸引優質人才，另一方面也是為未來的轉型打下人才基礎。

可以這樣說，教育資源作為軟實力的象征，作為體現公共服務水平的重要要素，未來必將成為城市競爭的重要賽道。這也意味著，持續兩年的搶人大戰，遠遠沒有到分出勝負的時刻，那些賬面上拿到了更多新增落戶人口的城市，如果未來的教育配套工作沒有做到位，最終還是可能會輸掉這場人口、人才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