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文件下發之后，重創整個培訓行業;接下來，地方政府會圍繞《雙減意見》陸續出臺相關的整頓細則，有幾點思考分享給大家。

01

? 1)強制學科類培訓機構轉為非營利性，從商業回報的邏輯看，意味著學科培訓公司失去了投資的價值;

? 2)節假日不允許上課，學生上課時間被壓縮，意味著機構結轉的機會大幅度減少;

? 3)不允許資本化運作，不允許上市，已經上市的機構需要剝離學科類培訓的業務。

《雙減意見》中僅僅這三點，基本可以宣告學科類培訓行業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02

轉型或轉行已經是行業的共識，寄希望局勢發生逆轉沒有意義。

相較職業培訓，老林認為學科類課程轉素質類業務的可行性稍大，盡管重新設計產品的難度也不小，但至少所服務的客戶群體沒有發生變化，獲客難度相對小一些。

除了明確業務調整方向外，學科類培訓機構還需要重新分配資源，重新調整組織架構，重新梳理績效，重新研究客戶需求，重新學習新業務的運作模式等。從某種意義上講，難度也不亞于二次創業了。

音樂、體育、美術、書法、編程、研學、托育都是現階段可以探索的方向。

政策的整體導向是給學生“減負”，未來非學科類培訓如果內卷到一定程度，政府覺得占用學生過多的精力，非學科類培訓也存在被整治的風險。

在中國，政府監管往往是行業發展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政府的態度甚至會逆轉整個行業的根基。長期來看，選好行業和賽道很重要。

03

習主席在《談治國理政》這本書的第349頁提到：

“一些校外培訓機構違背教育規律和學生成長發展規律，增加了學生課外負擔，增加了家庭經濟負擔，甚至擾亂了學校正常教育秩序，良心的行業不能變成逐利的產業”。

市面上是不是所有培訓機構都違背教育的初心，我覺得肯定不是的;是不是所有的培訓機構都在做制造家長焦慮的事情，我覺得肯定也不是的。

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家飛速發展的時候，俞敏洪老師帶著新東方第一批創業的老師給這個社會打了一劑強心劑，告訴年輕人你們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獲得獎學金拿到簽證走出國門，新東方精神照亮了當年一群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人。

當下很多培訓機構里的年輕老師，在家長和學生的心目中是非常認真且盡責的，因為他們勤勤懇懇做著幫助學生的工作，扮演好公辦教育的補充，通過階段性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多多少少改變一個孩子，多多少少改變一個家庭。

疫情前后，大量資本進入培訓行業，多家機構入駐學習強國平臺可以看出，國家也在觀望資本進入之后是否會推動培訓行業健康發展，但現實情況是：大部分在線機構把錢都花在了商業廣告和獲客補貼上，這顯然扭曲了教育的本真。

04

《雙減意見》頒布后重創資本信心，股價大幅跳水，大批機構頂著倒閉的壓力，千萬從業人員面臨降薪甚至失業的風險。從某種角度講，這次調整是舉國體制和市場經濟的較量。《雙減意見》的頒布說明政府在教育這種百年大計的事情上的決心是無比強大的，遠遠高于維護教培行業經濟穩定的需求。

05

政府強力介入整治培訓機構，導致市面培訓需求和培訓供給中間產生了真空狀態，影響最大的群體其實是中間階層。因為社會最底層家庭的孩子原來也上不起培訓班，社會頂層家庭的孩子依然有途徑獲取最優質的教育資源，未來也可能會加劇階層固化。

如今就業環境競爭如此激烈，中間階層的孩子獲取好學歷無疑是找到一份體面工作的敲門磚;全國多個一線城市對于人才落戶制定的政策，依然有985/211名校學歷要求;70后和80后的這一代家長，一部分人也許當年享受了高學歷帶來的紅利，一部分人當年也可能吃了學歷的虧，導致70后和80后的家長成為了最重視自己孩子教育的一代家長。

06

如果當下教育服務的“人才選拔的機制”沒有從根源上發生改變，是很難說服中產家庭不焦慮的。教培機構可能是焦慮加重的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焦慮產生的本質。家長給自己孩子爭取更優質的教育資源，更大概率地考上理想大學，可能是改變自己孩子命運相對可控的途徑和方式。